《联合早报》近期几篇关于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的改革功过的评论，笔者均已仔细拜读，也大致赞同。作为2000年出国，在青少年时期基本上完整亲历江—李—朱体制下中国社会生活，并一直从事中国史研究的海外华人，笔者试图跳出评判朱镕基的具体政策，和复杂而矛盾的社会效果的框架，换用一种黄仁宇式的“大历史观”，来重新审视中国的改革开放史。

这种“大历史观”以中国的现代性这个宏大课题入手，参考黄仁宇提出的，关于在20世纪中国，国民党整合精英上层资源，共产党动员底层民众的论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是一个连续体，在实现中国的现代性和均衡发展这一总目标下，每一届领导层都面临当时特定的一些问题，并在自己的能力和背景范围内，作出相应的回应；每一届领导层，都有一些对前面政策重心的调整和修补，但又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口的80%以上生活在农村，刚刚走出束缚性极强、生活水准极低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重心很自然地聚集在农村，通过包产到户和允许自由集市贸易和私人经营释放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通过容许有限的人口自由流动，让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地区的工厂，既减轻农村压力，也为外资工厂的流水线提供充足的年轻劳动力。同时，内地城市的服务业也吸收大量初代农民工。在这个阶段，人们看到希望，但同样也有抱怨，比如“工人哭，农民笑，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的民谚。

笔者的很多亲戚都是在这个时期离开农村，有的最终在城市立足，有的因为市场机制成为农村的粮食经营大户或养殖大户，都算是改革受益者。

接下来一个时期，改革进入城市经济体制阶段。面临国家定价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以及最终向市场定价转型的价格改革，伴随企业的承包制和个体户、私有企业，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兴起，这段时间造就最早的一批面向市场、敢于改革和以个人身份对企业成败负责的企业家。

由于中国经济高度依赖针对西方市场出口商品换取外汇，而这条路又是“亚洲四小龙”全部走过一遍的，依靠中国当时的密集劳动力和低廉的成本，靠出口导向的工业加工获得资本、技术、外汇、就业机会因而是无法避免的。然而，一旦进出口成了规模，中国也必然面临要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问题。就笔者的教学经验来看，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对什么是WTO一头雾水，全然不知为何物，盖因这个组织对一般长期浸润在自由贸易体系下的美国人来说，已经自然到不须要去了解，但对中国的发展，意义就极为重大，也是中国社会长期讨论和关注的重点。

在中国申请进入WTO的谈判的年代里，个性鲜明、执行力强的朱镕基全力实现这个目标，确实是着眼于“以开放促改革”，即一边以扩大进口和外资准入，换取中国在出口贸易上的更大优势，一边借此对原有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市场化改革。争议点就在于，尽管后一项改革符合自由市场的大方向，但它确实违背传统社会主义对工人的最初承诺，在实践中也未能妥善解决大量下岗的生计问题。另外，由于这一代领导人的背景和工作经验，在积极推动中国和世界接轨的同时，也未能对乡村、环保、腐败、基础教育、社会治安进行更多的积极治理——有过1990年代中国大陆生活经历的人，对上述这些问题应该都有所体会。

正因为中国的体量、人口规模、城乡差异太大，发展的意愿又极为强烈，改革开放只能不断地面对新的问题，难免顾此失彼，只能通过接力方式一届一届地解决和补救。到了胡温时期，长期积累的强制收容遣返等制度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前一阶段改革遗留下来的农民负担问题获得正视，农业税被取消，农民还能领到补贴，而乡村基层干部也受到更多管束——这是笔者2011年回到四川乡村探亲和调研时，亲耳听到的基层乡长的唯一“抱怨”，但这种抱怨是轻微的，因为他们还是能理解这种做法。

笔者2019年再次去四川农村时，亲戚告知生活环境比过去好了很多，干净了不少，基本上见不到过去常见的污水塘。这说明，过去几十年为了发展而不甚重视的环保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并开始实施。2025年再去，不仅乡村更加干净，城市周边也开发各种湿地公园，市内有很多绿地广场，城郊公园的大片草坪，令人感觉如同置身欧美。

在笔者看来，“改革开放史”大致经历几个阶段：1980年代从农村“去集体化”到城市体制改革，企业承包制和价格改革；1990年代从全面的国有和集体体制，转向拥抱市场经济和全球化；21世纪又回头照顾农民福利，接下来又从工业化发展转向注重高科技、环保和生态。在国家主导下，产业结构也明显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和高污染的粗放业态，转向高科技。这里所走的每一步，都不可能有事前的通盘规划，而是在实践中以务实的态度逐步摸索，一个个直面和解决问题，很大程度上确实也取决于领导人的背景、强项和关注点，但总体上是一个不断推进、反思、平衡，有时也有反复的接力过程。朱镕基的功或过，都应该在这个大背景下评估。

从这个长时段的“大历史”视界来看，朱镕基的逝世不仅是一个时代的逝去，也是一个全面回顾中国近50年“改革开放史”的契机。在这个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反思某个领导人的贡献和政策得失虽然必要，但可能不必过度聚焦，因为任何个体都只是这个延绵的链条中的一环，都在解决当时情境下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一个更为宏观的反思视角，或许能提供一个更准确和公正的定位。

作者是美国历史学者和时评人